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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要思想，在这个时候，也基本成型，大致的原稿都己写出来了，不过和另一时空相比，本时空的黄宗羲一来是公务事情大量増加，写书做学问的时间减少了许多，《明夷待访录》的进度也慢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商毅的大力推崇，欧州的人文、自由、理性、民主等思想都大量传入了中国，也对黄宗羲起了不小的影响，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吸收，当然也影响到《明夷待访录》的成书，因此现在只完成了四五篇手稿，只是在一些朋友之间传阅，并没有公开，而这次为国会写宣言，黄宗羲也引用了不少手槁里的原文。

    写成之后，黄宗羲也交给内阁过目，王夫之、李岩等人对这篇《国会宣言》也极为赞赏，因为他们经常和商毅交流讨论国会的事情，非常理解商毅一定要成立国会的用意，认为这篇《国会宣言》非常明确而完全表达了成立国会的目地，因此也在政府内部传阅。

    但就是这一传阅，出了大问题，因为现在帝国政府的官员数量大増，相应的培养却不能完全跟上，也是有些稂莠不齐，投机份子也混进来不少，另外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能明白商毅成立国会的意图，尽管政府在成立国会的文件中介绍过国会的性质，只是官面文章做得虽好，但还看怎么来理解。

    有不少官员的理解是，国会是商毅用来削减内阁权力，达成朝廷势力平衡的工具，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样理解也不能算错，三权分立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为了权力互相制约，达到一个平衡局面，只是看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

    但如果还是站在过去的专制立场，黄宗羲的这篇宣言的着力点就大错特错了，由其是其中的一些语句，如“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故我之出仕议员，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等筹，就是十足的大逆不道了。

    因此在宣言被众官员传阅的第三天，就有官员上书内阁，认为《国会宣言》写得不妥，要求国会重写，当然这样的表述其实还很温和，而内阁成员讨论之后，由王夫之代表内阁答复，认为《国会宣言》并无不妥，无需重写。

    而这时，有些官员认为从中可以找到机会，组织部下一个司长崔文镜和宣传部的副部长方守礼两人不约而同的再次上书，严励指责黄宗羲写的这篇《国会宣言》是欺君枉上，颠倒人伦，满篇俱是狂言，无视君臣纲常，犯下了大不敬之罪，要求立刻将黄宗羲缉拿，交由刑部治罪，同时内阁对此敷衍了事，包庇纵容，都犯有失责之罪，应该立刻引咎辞职。

    有这两个人一起头，立刻又得到了一些官员的响应，随后几天，一共有十二名官员上书内阁，有人攻击黄宗羲，有人攻击内阁，甚致还有人攻击国会，但也有官员支持内阁的意见，认为这些官员都是无理取闹，结果也越闹越大，卷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竞似有党争的样子。

    而且也不知是谁，通过什么手段，居然又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原稿翻了出来，从中又找到了不少大逆不道之言，如：“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等等，又使不少人找到了攻击的目标，毕竟《国会宣言》里的几句，还免强说得过去，但这几句话，确实是直指皇帝说的，因此扣上怎样的帽子，也不为过，当然有些人是以此为向上爬的良机，但也有人纯粹是由于个人的思想太守旧，确实跟不上现在社会形式的发展。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内阁当然也就压不下去了，因为内阁本身，就成为攻击的目标，无论做出怎样的处理，都难以服众，而且现在商毅和叶瑶瑱都不在南京，没有人能够做最终的决定，因此王夫之和李岩也只能进宫去求见林凤舞，希望她能够出面，来平息争端。

    但在商毅离开的时候，只是让林凤舞代管后宫，并没有处理朝政的权力，到不是商毅对林凤舞不放心，不想授权给她，而是既然帝国是走立宪的道路，那么内阁就应该担付起付责来，而另一方面，林凤舞也清楚，自已的威望和能力都比不上叶瑶瑱，就是出面了，也压不住场，相反还会担上后宫干政的罪名。

    只是现在的局面如果再不加以控制，任其下去，恐怕就造成党争局面，王夫之、李岩等人对明末的党争教训还记忆犹新，现在帝国才刚刚成立不到两年，一但发生了党争，就不好收拾了，另外也觉得对不起商毅的重托。

    因此林凤舞和内阁商议之后，以国会的名议下令，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只能上报给皇帝，听候皇帝裁决，而在皇帝的裁决没有发回南京之前，其他不许再争论这件事情，各官员各付其责，各尽其职，不得误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否则内阁将依律处治。

    这一来把事情都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