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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严谨，也有些忽视对人生信仰、价值的讨论，但这都是一百年后的人才能看明白的。

    李谕对此没法多说什么，想了想后对蔡元培说：“蔡校长，您在北大的学科建设进行得怎么样？”

    蔡元培心领神会，马上明白李谕想说什么，回道：“我决定大刀阔斧改变旧有的分科制度，将来文理不能分得过于清晰。”

    李谕深以为意，顺着说：“文科中的历史学就离不开科学帮助研究，哲学更是基于自然科学。同样的，理科的专业也与哲学息息相关。所以学科本来就应该交叉，根本不能简单以文理划分。”

    对当下来说，如此观点没毛病。

    这同样是蔡元培要做的，他说：“如果文理分得过于清晰，文科生将因为与理科隔绝之故，视自然科学为无用，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则会因为与文科隔绝之故，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

    蔡元培的看法相当深刻、富于远见。

    李谕说：“几十年前，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想还挺有道理的。“中学”侧重于世界观、修身、做人，可以称之为“道”；西学的用，注重的就是“术”，具体就是各种科技和政法上的创新。二者都很重要，一个人也应该同时具备。”

    “院士先生所言极是，”蔡元培说，“其中过程我深有感触，“中国羡慕外人，第一次是见到他们的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咱们的好。”

    “以后又见外国人的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

    “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

    “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只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

    “于是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还是怀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

    “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派出留洋学生，积年累月，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

    “但是留学生中，专门为了回国后占据高位谋金钱的很多。只从狭义去做，不问深的理由。”

    胡适问：“深的理由是什么？”

    蔡元培看向李谕：“疏才，你来说。”

    李谕说：“中国固然要有留过洋的工程师、医生、法官、律师，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工程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而且要是只知道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技术也是无源之水，发展终属有限。”

    “学习西方，应该不仅学习西方的“术”，还应学习西方的“道”，也就是发达科学背后的人文思想。”

    胡适听明白了：“文艺复兴……复兴！”

    李谕吃了口什锦冰碗儿：“所以西方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自己的“道”，我们要是放弃了，恐怕会非常不好。”

    “太不好了！”蔡元培笑道，“我计划中一半的学科会被废掉。”

    第六百三十四章 最后的黄昏

    李谕等人吃饭比较快，准备离开时，恰好遇见出来透透气的徐世昌。

    “院士先生。”徐世昌说。

    李谕也同他打招呼：“总统阁下。”

    徐世昌说：“因为就任大总统的缘故，我不能再给皇上教书，刚才世续大人提到要找一位帝师进入毓庆宫教授皇上，要求学通中外，我想……”

    李谕立刻说：“我有个好的人选，叫做庄士敦。”

    “中国人？”徐世昌问。

    “他是个英国人，”李谕顿了顿，“最好加上苏格兰。”

    徐世昌说：“学问怎么样？”

    李谕说：“不错，关键他的中文说得很好，起码比现在溥……宣统皇帝的两位帝师口音纯正得多。”

    溥仪的帝师陈宝琛是福建人，没有推广普通话的年代多少带点口音。

    徐世昌问：“他能教什么？”

    李谕说：“得看皇上要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

    徐世昌看了眼屋里，然后声音小了一点：“只需达到欧洲中学的水平就